伴随着科学基金的成长和中国科技大学科研实力的壮大，两者之间有说不完的故事。采访的时间不长，但被采访者的话语间，总是流露出对科学基金的感激之情，学者们走过的每一步，都镌刻着科学基金的美誉。
媒体对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郑永飞的印象还停留在2005年。2005年春天，郑永飞的“矿物氧同位素分馏系数的理论计算和实验测定”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与其他27项成果一起，共同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项旨在制作测量地球温度的“温度计”，认识地球内部化学结构和组成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对寻找矿产资源和进行环境监视测定也大有用途。
自1993年从德国学成归国后，郑永飞除了“制作”这个地球“温度计”外，还有一个同样著名的“油炸冰淇淋”模型。他通过对中国大别—苏鲁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的稳定同位素研究，首次从地球化学角度论证了大陆板块俯冲——超高压变质——折返过程为“快进、快出”并在地幔深部“居留短暂”，可以比喻成“油炸冰淇淋”。
“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基金，真是很难想象我的研究工作现在会怎样。”早在1997年，美国出版的《地球化学原理》教科书中，就有7页的篇幅专门用来详细的介绍其“温度计”理论计算的原理、方法、公式以及主要结果图表。2005年，他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人当选为美国矿物学会会士（Fellow），以表彰其在超高压变质岩化学地球动力学和矿物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当记者问起其成功的要素时，郑永飞对自然科学基金充满了感激。
“我1993年回国就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半年后，基金委启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我再次申请，并顺利拿到了60万元的研究经费。三年后，对我的考评是优秀，又追加了40万元，时间延长了两年。这100万元是我当时拿到的最大一笔研究经费，对我在国内白手起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看看现在的实验室装备、现在的研究团队实力，如果当时没有这笔钱，真的很难设想我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郑永飞介绍。
杰青项目的五年，既是郑永飞国外高水平工作的延续和拓展，也是他立足国内，开辟新天地的奠基。五年之后，当项目结题时，郑永飞已成功地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大陆碰撞与超高压变质的化学地球动力学。“当初回国时，我想建实验室，学校没有钱。我现在的实验室却是国内最好、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郑永飞和记者说，这几年，他出国参加国际交流，都会听到同行们赞扬中国地球科学的巨大成就，中国科学家已经从以前的跟踪学习发展到了现在的平等交流、合作研究乃至相互竞争。郑永飞充满感情地说：“是科学基金把我推向了国际前沿。”
提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纳米材料的制备、组装与表征创新团队”，很多人都会想到侯建国、杨金龙这对“黄金搭档”，他们首次实现单分子自旋态控制，曾被院士们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负责实验的侯建国和负责理论计算的杨金龙共同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该团队的主要研究人员具备无机材料、计算材料、凝聚态物理、表面物理、物理化学、化学合成等多学科专业背景，具有从事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经验。这次采访，记者先后见到了这个十人团队中的王兵和李群祥，他们分别擅长实验和理论，已成长为团队的中坚力量。
1995年，王兵便加入了侯建国回国后建立的青年团簇实验室，相关研究方向是纳米分子体系。王兵和记者说，当初该实验室就定位于实验和理论的结合，侯建国从事实验，杨金龙负责理论，针对一些特定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实验和理论两方面都有大的促进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实验数据能够获得很好的解释，研究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有显著提升，同时理论研究的方向也更有针对性，在某些方面还可以指导实验工作的开展。2002年，“纳米材料的制备、组装与表征创新团队”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批创新团队。“我们团队的经验表明，依托团队开展的研究一般都比较有挑战性，质量也高。”王兵说，因为有了团队，能更加密切地合作，以前单打独斗时解决不了的，现在容易了，大家都更有信心更有兴趣以团队的形式完成重大科研任务。李群祥也说：“团队项目支持强度大，科学目标和研究定位高。小组成员具有多学科互补和交叉的特色，因此让我们能把研究工作做得更细更深入。”
在团队的形成过程中，科学基金的促进是很明显的。最初团队里的成员各自进行面上项目的研究，虽然申请的课题有些关联，但并不密切。每个人首先要完成各自的任务，再做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难题，精力比较分散。进入创新团队后，很快取得了一批有特色的交叉创新成果。2004年，团队又在单分子尺度的量子调控方面有了一些很好的结果，经过系统地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2005年的Science上，美国加州大学教授Crommie还撰文对该成果了进行介绍和高度评价。
2005年，“纳米材料的制备、组装与表征创新团队”又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延续资助。
“通过团队合作的形式，既非常容易取得创新性的成果，小组成员个人的研究能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目前，我们的团队在继续保持基础研究优势的前提下，正依照国家需求有针对地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已经延伸出很多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团队将依据需求凝聚新的力量，形成较为强大的合力，在新的研究方向取得更多的创新成果。”王兵这样说。
中国科技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叶向东教授，1991年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拿回了副博士（PHD），他的专业是基础数学中的动力系统方向。
叶向东笑着说：“这样说吧，前苏联科学院三分之一的院士在莫斯科大学工作，而我从事的动力系统方向是国际上最活跃的基础数学研究方向之一，近几年有三位研究者因此获得菲尔茨奖。”
“一回国就从青年基金做起，我拿过面上项目、拿过杰青、拿过重点，现在看一看回国后的科研历程，科学基金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和很多海外归国的年轻学者一样，叶向东刚回国时同样没有经费，所幸基础数学对实验设备的要求不高，2.5万元的青年基金让他的事业在中国启动，延续了他在国外的研究。“我在1997年拿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到我为止，数学学科一共只给了十个人。”和如今的杰青经费额相比，当时的杰青仅有30万元，三年后叶向东的项目拿到了“优秀”，基金委又追加了20万元。“相比于当时的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这笔钱已经很多了。当时评审通过时，我的压力非常大，想着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支持我的研究，责任感倍增。”叶向东说。数学跟其他学科有些不同，重在同行间的沟通与交流。有了这笔经费，叶向东得以与国内外顶尖学者保持及时的接触，了解发展信息，以保持研究方向和研究工作处于国际前沿。
和很多学者不同的是，叶向东更加看重科学基金对学术梯队形成的推动作用。“老师拿到杰青，对于年轻学生的吸引力也非常大的，更多的优秀人才愿意报考研究生，愿意和我一起工作。而我也非常鼓励学生们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鼓励他们自己提炼科学问题，独立申请基金项目。”叶向东的学生们有的拿到全国百名优秀博士论文，有的自己申请到面上项目，科学基金让他的人才梯队渐渐形成。
苏州大学地处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强劲的国际新兴科技城市——苏州，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江苏省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2000年，时任中央的同志为学校百年华诞题词：“努力将苏州大学办成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近年来，苏州大学坚持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根本，深入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教育创新，各项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这种跨越式发展的背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日前，带着这一问题，《科学时报》记者正常采访了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教授。
朱秀林：苏州大学的主要前身是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其106年的办学历程大概能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初创阶段（1900年-1952年）：作为江苏省最早创建的现代高等学府，东吴大学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若干个第一：第一家创办学报的大学，第一家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第一家开设法学教育的大学……在其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东吴大学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校训，注重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强调学生的学术训练和品德修养，培养了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董寅初、赵朴初、谈家桢、倪征燠、李政道、查良镛(金庸)、许国璋、徐迟、宋鸿钊等知名人士，并以其法学教育享誉海内外，时有“南东吴、北朝阳”、“法官出朝阳，律师出东吴”之称，被誉为“培养中国近代法律家的摇篮”。
二是成长阶段（1952年~1982年）：随全国范围内院校调整的展开，东吴大学一大批优势学科、特色学科被划转至其他高校：法学院大部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会计系和经济系调往上海财经学院，化工系调往华东化工学院(上海)。1952年学校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专司师范教育，培养中学师资。在30年的办学历程中，江苏师范学院为江苏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教师。
三是转型阶段（1982年~1996年）：1982年，为满足江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紧迫需求，弥补当时江苏省高教布局中没有综合性大学的缺憾，经国务院批准，江苏师范学院更名为苏州大学，学校进入了从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转型阶段，先后成立了财经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等；1995年，创办于1902年、我国最早成立的蚕桑专业高等学府——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并入苏州大学；1996年，学校以优异的成绩跻身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
四是发展阶段（1996年至今）：伴随着中国新一轮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全方面推进，创办于1956年、以丝绸和艺术为特色的苏州丝绸工学院和创办于1912年、以核医学和放射医学为鲜明特色的苏州医学院先后并入苏州大学，学校顺利完成从以文理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向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的转变。经过10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慢慢的变成了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基础较为雄厚、办学效益显著、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博士后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6个、博士点7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4个、硕士点196个、专业硕士学位点10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4个，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6个；国家人才教育培训基地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7个，省级工程中心1个；2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科学时报》：请您介绍一下苏州大学在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获资助的情况。
朱秀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高校基础研究课题经费的大多数来自,是高校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情况被视作衡量高校科研实力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我校格外的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将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作为引导研究人员自由探索与创新、进而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举措，并从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切实加大扶持力度，确保获得资助的科学基金项目实现了稳中有升：
一是科学确立“抓重点,保面上,促新的生长点”的申报原则,在发挥传统的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优势的前提下,带动农学、工学、生命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全面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鼓励有科研特色和较好研究基础的学科申报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鼓励青年优秀人才申报国家青年杰出基金。
二是充分发挥我校学科门类齐全、学科交叉优势显著、科研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各层次研究人员质量高的特点,通过对现有科研队伍的分流、充实和优化组合,建立一支结构符合常理、学风优良、富有创造力的能展开高水平科学研究的科研队伍, 重点培育有苗头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年轻科技工作人员,做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提高申报质量。学校还积极地推进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以提高竞争力。
三是邀请有关专家来校介绍基金委优先资助领域及以往资助情况，及时向申请者提供历年获得基金资助项目的信息，使申请者对国内兄弟院校相关专业研究动态和已获得资助课题的内容有大致的了解，避免重复申请。此外，学校还定期开展基金项目申报指导工作，就如何撰写高质量的申请书对申报者进行专题指导，从而消除基金项目申报过程中也许会出现的低级错误，切实提高申报质量。
科学的指导和人性化的激励使苏州大学科研人员热情高涨，全校上下形成了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喜人氛围，申报项目和获资助项目均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良好发展势头。2001年至2006年全校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09项，获资助项目则从2001年的16项增加到2005年的45项，增长了181.25%；资助金额则从2001年的275.5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1046万元，增长了279.67%。其间，我校还先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中俄合作基金、中韩合作基金、中印合作基金等项目的申报上取得了突破。资助项目类别的拓展、资助经费数量的增加，不仅使我校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而且还为重点实验室建设、学科和学位点建设、人才教育培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科学时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苏大的科研和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朱秀林：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校的知识创新和成果转化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初步形成了项目资助—知识创新—成果转化良性互动的机制。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博士生导师沈琪教授20年来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9次资助，其中1项为重点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沈琪教授及其课题组在稀土金属有机物的反应化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迄今已发表论文280篇，其中在SCI源期刊上发表论文50篇，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2002年，沈琪教授应邀在国际知名的金属有机化学期刊nomet.Chem上撰写研究综述，表明以她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化学界的认可。
在 “人基因组计划后恶性胶质瘤新基因研究”(2000年)、“胶质瘤发生的分子病因研究”(2003年)、“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增殖分化相关基因研究”(2004年)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我校附属第二医院从事“人脑胶质瘤基础与应用研究”的黄强教授在胶质瘤模型建立、化学治疗、杂交瘤单抗的研制和应用、基因工程单抗的研制和应用、胶质瘤细胞谱系分型与诱导分化、免疫治疗、加热治疗、胶质瘤相关异常基因检测、神经干细胞与胶质瘤干细胞研究等9大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新性成果。
丝绸是中国文明史和产业史上的骄傲，苏州的富庶与丝绸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外向型经济快速的提升的今日，如何让丝绸产业融入高科技元素，增加它在现代经济中的贡献份额？我校一批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颇有起色。我校目前已形成了全国高校中唯一的从种桑、养蚕、丝织、印染到服装设计和制作乃至表演的完整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链。参与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的绘制工作，相关的研究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通过基因重组法选育的高产彩色茧蚕品种已能纺出天然彩色蚕丝，彩丝成衣还获得了商务部“新产品成果金奖”；“柞/桑弹力真丝”的开发被专家们评价为“达到原创性国际领先水平”……这些科研成果的获得者都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道路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推动作用也不可低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非周期性位相调制的衍射光栅的光场分布与特性的研究”的资助与推动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陈林森研究员及其课题组运用“定向光变色模具”技术攻克了我国新一代智能身份证视读防伪关，再次奠定了苏州大学在我国激光全息、数码激光衍射图像业的领头羊。今年年初，由多位院士和****组成的专家组在听取该公司董事长陈林森研究员关于“宽幅智能激光SLM光刻系统的研制与应用”技术的总结报告并对生产流程进行严格考察后，一致认为，这一微米级光刻直写技术已属于国际领先水平。该项技术作为我国精密激光图像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有着7项发明专利授权、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项软件著作权、6项发明专利受理，是具有原始创新性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有着每年超过200亿元的巨大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和产业化价值。今年11月初，陈林森获得了我国发明最高奖项“发明创业奖”，成为江苏高校唯一获奖者。
蚕丝的生物利用是目前国际学界和产业界很关注的课题。在“柔韧丝素蛋白膜的研制及性能研究”(2000年)和“柞蚕丝素蛋白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其生物学性能”(2005年)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经过我校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科研人员的联合攻关，以李明忠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于2003年研制成功了高科技生物医学用品——丝蛋白人工皮肤，其科研成果属国内外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人工组织和人工器官的研制、开发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由江苏苏豪国际集团投资，我校和上海瑞金医院以技术入股形式组建的生物材料科技公司，已在苏州吴中区苏豪工业园内落成。该公司专门从事丝蛋白人工皮肤的产品研究开发和工业化生产，是我校生物材料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中试基地和新产品研究开发平台。
朱秀林：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教育培训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方面，我校初步打造了以朱烈、沈琪、李振亚等为领军人物的高水平研究团队，逐步提升了我校组合数学、有机化学、凝聚态物理等传统优势学科的一马当先的优势。同时，我校农学、生命科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新兴学科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及其课题组将项目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人才教育培训，形成了科学研究反哺人才培养的良好态势，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断得以提高。
2005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亚特兰大大学举办的第十四届国际组合数学与应用年会上，国际组合数学权威大奖“欧拉奖”第一次颁发给了华人科学家——我校数学科学学院朱烈教授。朱烈教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固然与他的勤奋与睿智分不开，但更离不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巨大支持。他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正交拉丁方，早期成果即深受当时国际组合数学界称道。在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发展思路下，学校领导积极鼓励朱烈教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创造条件让他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朱烈教授打开了神奇的阿拉丁之门，让他踏入了组合数学尖端研究的瑰丽领地。此后，朱烈教授有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明确的目标，从参与项目到主持面上项目，直到1998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唯一的“组合数学重点项目”，他一步一个脚印，从容跋涉，勇于攀登，先后在美国的《离散数学》、《组合论》，加拿大的《组合设计》和《组合数学与应用学报》，澳大利亚的《组合学》和国内的《应用数学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终于成长为我国组合数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也确立了我校在国内乃至国际组合数学界的领头羊。在朱烈教授的言传身教下，我校数学科学学院的许多青年学者纷纷投入科研的洪流，学院95%以上的博士生导师和50%以上的高级科研人员都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每年都有35岁以下的年轻人获得青年基金的资助，学科梯队得以合理构建，整个学科呈现良好的发展形态趋势。近5年来，我校组合数学已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1项，面上项目2项，目前还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天元基金项目1项，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105篇，其中被SCI、EI、ISTP收录50多篇，有2位教授应邀为即将在美国CRC出版社再版的大型工具书《组合设计手册》撰写章节，唐忠明教授应邀于2006年1月开始担任国际SCI杂志《组合设计》的编委。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沈琪教授以项目为依托，组织年轻科研人员，组建梯队，形成合力，课题组年轻教授姚英明目前也正在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有4篇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3.0以上的期刊。被同事们戏称为“拼命三郎”的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郎建平教授在短短5年内三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中一项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由郞建平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在2005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有8篇论文入选SCI，而且影响因子不低，其中曾发表在国际权威化学期刊《美国化学会志》上的一篇论文影响因子高达6.20。
我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李振亚教授先后主持过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攀登计划”的研究工作，在高自旋极化（半金属）颗粒复合体系的电磁输运，低维磁性、自旋统计模型以及颗粒复合介质的介电性质，非线性光学性质和电磁输运性质方面做了大量处于前沿的研究工作，先后在SCI、EI源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奖。李振亚教授悉心辅导研究生做科研，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已连续三年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沈文忠在2001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33岁就被教育部聘为****。
《科学时报》：“十一五”期间，苏州大学将如何借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一平台，进一步推进学校的发展？
朱秀林：建设创新型国家，一定要具有较强的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而加强基础研究是全方面提升我国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十一五”期间，我校将依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确定的“源头创新”、“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环境”和“卓越管理”四大战略，充分的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我校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的牵引和推动作用，着力提高学校的自主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一是学校将进一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发展光学工程和光学、血液学、放射医学、组合数学等优势学科，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丝绸、蚕桑等传统特色学科，有选择地发展符合苏州产业体系的电子、软件等极具潜力的新兴学科。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形成一批新的学科增长点。
二是深入实施以“东吴学者”计划为核心内容的“人才强校”战略，创新人才教育培训、选拔、评价和激励机制，切实加大对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快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同时，会同苏州地方政府适时启动“姑苏创新人才计划”，构建“身份在苏大、创业在苏州”的灵活用人机制，拉近学校与产业的距离，切实提高科学技术人员的创新创业能力。
三是启动“苏州大学科学技术创新计划”，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科研资源和力量，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积极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与国防科工委、纺织总会和江苏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战略协作，构建科技资源共享机制。逐步优化创新环境，改进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努力营造鼓励探索、鼓励创新、允许失败、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采访手记：南京农业大学是记者深入采访的第一所农业院校。以前总以为农业科学技术也就是换一种方式的种田耕地，但一系列的采访下来，这种成见早已烟消云散。这里的学者们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解决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难题，采访所到之处总有让记者想要深度挖掘的片段，也时时能看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这种一所重点农业院校科研工作的深度支持。
2006年5月11日，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100多亩试验示范麦田，其中5块示范田采用“基于知识模型的小麦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即“精确种田”方案进行栽培管理，另5块对照田采用传统模式管理。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专家们算了一笔明细账：采用“精确种田”方案的示范田平均亩产预计为489.3公斤，采用传统方案的对照田平均亩产为414.9公斤，精确方案比传统方案平均增产15.2%。首席专家曹卫星教授介绍说，该技术将系统分析原理和动态建模方法应用于作物生产管理知识体系的定量化分析和数字化表达，解决了传统作物栽培模式和专家系统经验性强、适应性窄、定量化弱的难题。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曹卫星教授的头衔很多，但他最为看重的还是“教授”二字。于是，他的办公室便固定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办公楼里。当记者在约定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曹教授刚刚吃完方便面——上午的会开到12∶30，又答应了1点接受本报采访，午餐只能如此应付。而往常，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这样过于简单。
“1994年回国时，我对国家基金的认识并不深刻，只知道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要求严格、评审公正，大家都当它是含金量最高的资助计划。1996年，我成为全校第一个拿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年轻人，不仅觉得这是对我的学术认可和最高荣誉，而且一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一下子带动了我的学术发展和整个实验室建设。”曹教授讲起自己的基金故事。
曹卫星在国外学习的是作物栽培，专业是作物生态和作物模拟，现在他的研究倾向于作物信息学。作物信息学从宏观上讲通向数字农业、信息农业，微观上便是种植业的模拟、监测和信息管理。他和记者说，“作物模拟以前基本都是消化吸收国外的，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我回国后从头做起，吸取了国外先进部分，从底层构造了我国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模拟模型、管理知识模型，再来优化设计和管理，把以前拍脑袋的经验性种植判断，变为如今的定量的数字化的判断。”前文提到的那一幕，便是这项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的真实案例。
经过这些年的不懈科研，曹卫星教授觉得要为现代农业作出贡献，一定要找到科学问题、发展需求和应用前景三者的交叉融合点——课题不但科学上要有价值，而且要有发展需求和面向未来的应用。曹教授还有一项代表性成果：小麦品质形成机理和调优栽培技术，同样是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其品质形成机理就是基础研究，调优则是应用。“科学基金鼓励自由探索，我们现在一有创新性想法，想要继续开拓的时候会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如果做得顺利的线’项目等，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能为农民实实在在服务的产品。”无疑，科学基金慢慢的变成了了一块试金石。
2006年11月16日，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消化道微生物研究室。一位从吉林大学赶来的研究生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此行专程拜访的业界权威——朱伟云教授。朱教授多年从事动物消化道微生物及其利用研究，她在国际上率先利用DNA指纹技术研究动物肠道微生物，并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消化道分子微生态，取得了在国内消化道微生物研究领域明显的优势地位。为此，朱教授经常接到各地的联系方式，想去她的实验室进修学习，吉林的这位学生前一天早上刚打完电话，第二天便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实验室。
坐在记者面前的朱伟云教授朴素、大方，回国不到十年的她在中国开创了消化道分子微生态的新领域，谁也没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研究最多的却是猪。
“1997年我从英国学成回国，主修的是胃肠道微生物。刚回来的时候，国内还没有开展相应的研究，大家的注意力还在应用性更强的动物营养方面，比如吃了什么能长得快长得好，没有人关注幼畜动物肠道微生物的生长情况，只知道幼畜断奶的时候容易腹泻，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样，而这种摸清新生幼畜肠道微生物变化的基础研究，只有科学基金这一条可以资助的渠道。”朱伟云这样说。1998年，朱伟云拿到第一个面上基金，依靠自然科学基金，她很快成长起来。“以前我没有自己的实验室，连必需的瓶瓶罐罐都没有。假如没有科学基金的支持，我想我的研究工作比现在的状况要落后很多。”这些年来，朱教授从自然科学基金相继获得1个杰青，1个重点，2个面上和1个主任基金，她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朱伟云和记者说，在发达国家，动物营养学是和环保、食品安全等紧紧联系的。以前传统的治疗仔猪腹泻都是在饲料里加入抗生素，但这些药物残留最终都会通过食品进入到人体，2006年1月1日起，欧美国家已全面禁止在饲料里添加抗生素，而我国，这方面的意识正在加强，但亟待科技支持。在对仔猪的研究过程中，朱伟云教授从其肠道分离出有益微生物，制成了微生物制剂并申请了专利。“我在研究中发现，幼畜断奶后开始食用饲料，这时候微生物种群变化了，有害微生物占了上风，所以产生腹泻这种情况，这时候给幼畜注射这种微生物制剂，让它用源自自身的有益微生物去打败这些有害微生物，以此达到生物菌群的平衡，腹泻也就停止了，自然也不会有药物残留。”四年前，当朱伟云向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这个课题时，她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这种思路的人，科学基金的评审支持了她独特的视角。
在国内先行一步，让朱教授在业界成了香饽饽。她给记者看了一张表，上面列出了近年来全国各地科研机构来实验室进修的数据，采访时遇到的那位吉林大学的研究生便是慕名而来，“我真是有点儿招架不住了”，朱教授笑着说。
“人之途征，如箭离弦，舍勇往直前别无他择，否则堕落（但丁《神曲》）”。王蒙说，“作家分两类，有的是耍笔杆的，有的是拿命写的。”自然科学的治学育人，难不如此。董汉松每天的上班时间差不多都在14小时之后，风雨无阻、节假日周末不变。这样的“拼命三郎”，要是干不出活儿来，他就是笨蛋……
2005年底，当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计划发布，南京农业大学植保学院董汉松教授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资助经费100万元。董汉松教授是该校第八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植物病理领域的植物防卫与生长发育重要信号通路交叉对话研究，在植物防卫与生长信号通路的协调运作，SAR与过敏性细胞死亡的关系，过敏素功能组件与信号识别，ABI2在过敏素启动的抗旱信号传导中的作用，CER1、CER2、CER3基因的克隆和功能研究，核黄素在植物防卫和生长发育信号传导中的作用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阐释乙烯信号传导以及植物防卫与生长信号通路关系方面的研究，2004年被Science杂志每周重点评介。
来到董教授的办公室，立刻印证了他人的印象：这是一位兴趣广泛的科学家。满面墙的书柜里不仅有专业书籍，更有文学、历史、政治等多种读物。陪同采访的南京农大科技处管理同志介绍说，董教授还精于《红楼梦》的研究呢。虽然知道记者是因自然科学基金的题目而来，但董教授并不着急，反而先打印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说要与记者切磋一下文学。文章中每段都用一句古诗词开篇，还真显其古文功底。前文那段话，便是那篇文章中对他本人的一段描述。
董教授和记者说，植物病理学的理论研究很重要，研究清楚后才能知道怎么利用，怎么来控制植物病害、调节植物生长，最后调控产量和其他性状。2000年7月从康奈尔大学回国的他立即申请了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根据研究水平来给经费非常公平，评审也公正，拿到了一方面代表了研究者的水平，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董教授说，目前面上项目的二三十万元已能做很多工作了，去年杰青的200万元经费更是增强了他的信心。
“说是科研允许失败，但说实话，我们谁也不敢失败。”主要是依靠自然科学基金持续自己研究的董教授对科学基金有着很强的责任感，“我现在有自己的实验室，平时的操作都能做，植物病理学科有公共实验室，学校还有大的实验中心，这么好的条件都做不成，那真是没理由了”。
就在记者前往南京农业大学采访的前十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了2006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计划，该校生命科学学院章文华教授获此资助，拿到了200万元的经费支持。截至此时，南京农业大学2006年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达63项，再度创下该校获资助数的新纪录。
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是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和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时，与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1963年被确定为全国两所重点农业高校之一。1972年搬迁至扬州，与当时苏北农学院合并成立江苏农学院，1979年搬回南京，恢复为南京农学院。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
“名门之后”，使南京农业大学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金善宝，中国现代棉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冯泽芳，组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农户调查的卜凯……这里曾经诞生了一大批中国农业研究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在新形势下，学校将其未来发展定位为：以农业和生命科学为优势和特色，农、理、经、管、工、文、法多学科协调发展，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努力成为以农业与生命科学为特色的知识创新与扩散基地，高层次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区域性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中心。
“自然科学基金对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来说太重要了。”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周光宏教授说，“就目前来讲，社会对科技的要求比较急功近利，要有实实在在能用于经济建设的产品，而产品必须要有积累。基础科研探知自然规律，在探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提到应用，才可能制造出产品。目前我国支持基础研究最主要的渠道就是自然科学基金，在她的支持下，我校的很多年轻人在各自领域获得了成功。”
记者了解到，周光宏副校长本身也是自然科学基金的受益人，他的研究领域侧重于畜产品加工与质量控制，现任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会长。在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周光宏教授率领的课题组明确了火腿风味主要在发酵成熟过程中形成，源于内源酶对蛋白质分解和脂质氧化，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嗅闻联用分析技术，在火腿、盐水鸭、板鸭、风鹅中鉴定出风味物质399种，分析出各自的主体特征风味成分及其前体物质，并研究了它们在工艺流程中的形成机制及变化规律。基础研究完成后，周光宏开始做应用研究，开发出干腌火腿滚揉腌制机、智能化控制的发酵成熟工艺装备、高真空度滚揉机、全自动低温风干控制管理系统和全自动干燥烘房控制管理系统，建立了滚揉腌制、温湿度智能化控制的现代干腌火腿工艺技术，传统禽肉制品连续微波杀菌、低盐控制和快速风干等工艺方法。在保证传统风味特色的基础上，使火腿工艺时间由传统的8~10个月缩短至3~4个月，板鸭由20天缩短到7天，风鹅（鸭）由25~30天缩短至3~5天，并且突破了传统工艺生产的季节性限制。据了解，周校长的这些研究成果，曾成功地挽救了不少低谷中的畜产品加工公司。“就我个人来讲，离开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是做不成后面的应用研究的，更谈不上为老百姓服务了。我们很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面包’似的源头支持！”周光宏教授说。
南京农业大学科技处处长张海彬是一位尽职敬业的管理者，谈起基金管理，他说他们有一支团队，其中科技处副处长朱世桂从1993年研究生毕业后就在科学基金的管理岗位上工作，她谈起学校科学基金的管理，也如数家珍。
和很多学校一样，每年3月前，南京农大都会召开一系列的项目申请动员会、项目负责人管理工作会、年度项目汇报会等，邀请基金项目主持人教大家如何写好一份合格的科学基金申请书，科技处则着重介绍基金资助政策、资助动向、申请需要注意的几点等内容。在南京农大的科技管理中，“科技督导制度”不能不提。
“我们是江苏高校中率先推行督导制度的。一个课题没有完成，不能到终端再控制，而是在关键点控制。”张海彬这样说。据了解，为了强化基金项目的过程管理、提高课题的完成质量、提升学校的科研信誉，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由16位有丰富的科研和管理经验的教授和科研管理专家组成的“科技督导组”，对项目过程中关键环节重点把关、提醒督促，以确保按时高质量地完成项目计划任务。
“我们在基金管理过程中采取‘专家辅导’与‘管理部门政策引导’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提高项目的申请质量和完成质量，树立学校良好的科研信誉。学校科技管理部门每年均组织校内专家和项目管理人员，对基金申请书、项目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进行学术审查和形式审查，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予以修正。对于项目执行较好的主持人，在学校有关层面上进行通报表扬，在其他项目申请中予以优先考虑。申请受理期间，我们与各学院商定受理时间后，直接到各学院现场办公，实时进行形式审查和电子审查，管理服务受到了各学院和广大教师的高度评价。”朱世桂介绍说。
为了加强项目储备与项目过程管理，南京农大启动了校级基金资助计划，促进青年人才成长。“科技督导组对申请项目进行学术审核和初步筛选，对于研究基础较弱的项目鼓励预研后再提出申请。”朱世桂和记者说，在认真撰写好每一份基金申请的浓厚学术氛围中，南京农业大学的青年人才陆续获得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资助，2001年初次获资助的20项项目中还没有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到2005年时，初次获得资助28项，其中35岁以下青年人获青年科学基金的有13项。
“十五”以前，南京农业大学的基金资助学科大多分布在在生命科学部的植物学与微生物学科、农业学科、畜牧兽医学科，地球科学部的土壤学科，随着重点学科群的整合、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该校的科学技术实力得到明显提升。目前南京农大在基金委7个学部均已获得资助，形成了重点项目、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的项目资助板块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合作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的人才资助板块的较为完整的资助体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学校的人才质量逐步的提升，科技队伍不断壮大，承担了一大批国家科技重大任务，产生了一大批有较大影响的重大、重点成果。
农学院盖钧镒院士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豆优异基因资源的发掘及其基因组研究”，在大豆基因组图谱构建方面已构建成功包括NJRIKY、NJ（RS）XG、NJ（RS）WT等在内的10个RIL群体，正在构建3个RIL群体和20个RIL群的图谱体，利用重组自交群体NJRIKY已得到一张包含21个连锁群的连锁图谱。构建了生物信息学技术平台，开展了重要性状基因定位、重要基因克隆的研究。
农学院张天真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持续资助下，后续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重点开展了棉花杂种优势形成基因的分子标记研究，建立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培育超级杂交种的技术体系。在相关会议上应邀作了《中国棉花生物技术研究和发展的现在和将来》的报告。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
农学院曹卫星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重点发展了基于生理生态过程的小麦、水稻模拟模型系统及棉花、玉米、油菜生长模拟模型子系统；构建了具有时空规律的小麦、水稻、棉花、玉米、油菜生育指标及栽培技术的动态知识模型；提出了基于冠层反射光谱特征的小麦、水稻氮素营养与籽粒品质监测技术；研制了网络化知识模型的网络化作物生产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及基于多技术耦合的综合性数字农作和精确农作决策支持系统等。“小麦栽培模拟优化决策系统”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小麦、水稻、油菜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在多个试验示范区进行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植保学院韩召军教授承担的面上项目“蚜虫乙酰胆碱酯酶的分子进化和生理毒理学特性研究”，从禾谷缢管蚜和麦长管蚜抗、感品系中成功地克隆出不同AchE基因的全长，通过对比分析，在2种蚜虫的抗药性品系的两个不同AchE基因中均发现了新的抗药性相关突变位点。有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PNAS、Genome等重要期刊上。该研究获200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
植保学院李显春教授承担的面上项目“棉铃虫CYP6B8的异体表达及底物特异性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对植物—昆虫互作、害虫抗药性以及二者间的进化和生态关联性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种群到基因的系统研究。克隆了2个可能与植物毒素适应相关的P450基因CYP6B27和CYP6B28，阐明了CYP6B8亚家族基因之间的进化关系，揭示了棉铃虫CYP6B8基因的时空表达类型和植物毒素和杀虫剂诱导表达类型，还构建了CYP6B8重组病毒，证明了CYP6B8确实能分解植物毒素和杀虫剂。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Nature上。
资环学院潘根兴教授承担的“中国主要水稻土有机碳的固定机制、稳定性与碳汇效应”，开展了关于水稻土有机碳的固定机制研究，首次提出了氧化铁铝结合态有机碳增加可能是南方水稻土中有机碳快速积累和稳定的根本原因。揭示了不同有机碳水平下土壤微团聚体组成的差异同样使微生物生境发生明显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单施化肥下碳矿化和甲烷释放明显增强。
园艺学院侯喜林教授承担的“不结球白菜CMS新种质不育分子机理的研究”，获得不结球白菜胞质雄性不育基因的两个特异标记OPAX1800和OPAF12600，并将其转化为SCAR标记；获得了不结球胞质雄性不育相关基因orf138和atp6基因cDNA片段，并在Genbank中登录，有关研究成果获200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生命科学学院李顺鹏教授承担的“六六六微生物降解的分子机理与污染土壤的原位生物修复”，已成功分离得到一株能以六六六为唯一碳源的高效降解菌株Sphingomonas.sp BHC-A，并对其降解六六六的环境条件和主要生理生化特征进行了研究。有关研究成果荣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动物医学院陆承平教授承担了有关猪链球菌方面的基金项目，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在2005年四川省部分地区发生的“人感染猪链球菌致死”事件中，陆承平教授领导的课题组率先确认了病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紧急研制疫苗，并获得农业部批文，为控制该传染病起到了关键作用。
土地管理学院曲福田教授承担的“不一样区域经济稳步的增长与农地非农化研究”，完善了研究地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特别是农地非农化数据的调查，建立了研究数据库，并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研究，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地非农化的地区差异及其驱动力因素。
“自由探索有助于创新思维，但不能游离于国家目标。”——这是周光宏副校长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从南京农大取得的成绩中，我们正真看到了自由探索与国家目标的完美结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驱动学术创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王东进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自由探索、敢为人先、创新研究——自然科学基金的这些关键词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定位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2006年，中国科大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144个面上项目、7个重点项目、5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4个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6600余万元科研经费驱动着这所国内率先瞄准“研究型大学”的高校，成为孕育青年人才与创新成果的母体。
“虽然比863’、973’这些国家层面的研究计划的经费额低很多，但科学基金在中国科大一直占有很独特和重要的地位。”王东进副校长和记者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探索性、非共识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同时又兼具基础性和前瞻性，某些甚至带有战略性，从这方面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中国科大的科研定位——前沿与前瞻保持了一致。这些代表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基础研究工作不会马上变为成果，更不会马上产生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这种研究工作。“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只有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做好了，才有机会参与到863’、973’等大计划以及与企业的合作中，才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成果，而通过自由探索、源头创新，也保证了学校基础研究的高起点。”王东进这样说。
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家的摇篮，将项目与人才一体化考虑的自然科学基金不仅支持项目，而且通过项目牵引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科技大学一年年成长，自然科学基金同样如此。从直接支持个人发展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到支持团队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让我们解决了学校最基本的人才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科大取得优异成绩的工作都是通过基金项目慢慢成长起来，最终形成强有力的亮点的，这种强有力的人才支持，营造了学校某些方面领先的学科方向。”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近年来，代表中国科大闻名国际的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里就有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15位研究人员先后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林飞平老师从学校科技处处长位置上退下来已经好几年了，但一直到现在，她仍然帮助学校进行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这位老处长和记者说：“学校每年都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会议，特别针对没有主持承担过基金项目的年轻同志，让有经验的老师作报告，教年轻人们如何培养敏锐的科研嗅觉，如何从繁杂的头绪中提炼科学问题，如何写申请书，让年轻人从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地思考问题，并通过申报国家基金提升他们做科研的能力”。王东进副校长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对年轻人的培养在于帮他们完成角色的转变——从学生时代的跟踪式学习到现在的独立主导科研。“自然科学基金对一个人能参加的项目数有严格限制(每人最多参加两项)，所以促使更多的人投身这种主导科研，让年轻人都有机会独立承担这种国家层面上公开竞争的项目，帮助年轻人培养高层次的研究能力。”
在中国科大，自然科学基金是一页无字的资格认证书，为帮助年轻学者们拿到这页认证书，学校专门设立了校内的青年基金，支持那些有研究愿望、研究功底，但还没有拿到基金项目的年轻人。在日前召开的校长办公会上，中国科大将这笔起步支持从2万元提高到5万元，每年资助约20位申请人，唯一的考核目标就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大对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视，还体现在对一个人学术水准的评价中。在职称评定、评优过程中，是否拿到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有相当高的权重，学术驱动大于经费驱动。也许一个人承担很多项目，经费额比基金多很多，但衡量学术水准时更看重其是否承担基金项目，是否第一承担人。“大学科研的根本在于前沿和前瞻，不是让教员看什么项目钱多就去做什么，不能因经费多少而把大学科研的本质忘掉。”王东进这样解释。
专注于前沿与前瞻的科研，其重要标志就是高水平文章的诞生。2005年，中国科大共发表国际国内论文4408篇，其中SCI论文1499篇(全国第五)、EI论文1048篇(全国第八)、ISTP论文317篇，分别比2004年增长了29.1%、61.98%、57.71%。在部分学科SCI论文高产机构排名中，该校物理(460篇)、天文(25篇)均居全国第三，化学(513篇)居全国第四，地学(67篇)居全国第七。2005年该校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2061篇，被引用次数5633次，均排名全国第四位。
当记者问及学校对于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思路，和学校的导向时，王东进副校长笑着说，学校对面上项目没有一点规划、任何假定、任何组织，也不作任何限制。
他介绍说，基础研究领域难有计划、难以预测它，提倡的是研究人员本人潜心研究的个人感悟，强调个人素质和对学科的领悟，由个人提出计划研究，而不是人云亦云，这是基础研究很重要的基本特征，也是自然科学基金提倡“自由探索”的依据。要独创不要跟踪，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因此，学校对面上项目的申请没任何规划、任何假定、任何组织，也不作任何限制，管理部门只提供帮助，不提供任何引导，其工作主要在于营造环境提供条件。
“但科学研究还有第二个层面。”王东进说：“对某一客观事物，很多人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发散地自由探索后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研究热点，然后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进行重点、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这时候，我们管理层就会作相应的导向了。”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科大不仅做了，而且作为主体来做，发挥领衔科学家的作用，承担全国范围里的联合协调工作，做好后勤保障，把研究工作交给科学家去做。
“自由探索是个人行为，一个教授带着学生，团队不大但有充分的自由，这是探索阶段需要的环境。但我们的祖国也需要组成各种团队去做大事，这时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自由探索性的，而是多学科捏成拳头形成合力，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同时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入高技术领域，最终变成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基础研究的最终目的——在满足好奇心之外更多地帮助人们的生活。”
国家教育部2004年11月15日发布的《高等学校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人才培养有这么一段：加强战略科学家培养。重点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战略眼光、能够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善于组织大规模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具有崇高道德风尚和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共同奋斗的战略科学家。自此，“战略科学家”一词开始频繁出现，而中国科大，已经摸索了好几年。
“科研进入第二个层面，形成团队后就有了层次，有了一二三的序列，这时就得有领衔科学家。团队如何组成，怎么样发展集体效力，如何让N加起来大于N，不让其产生内耗，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战略科学家。”王东进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科大目前正在制订一个详细的计划，培养自己的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的要求很高，既要有厚实的科研功底，又要有非常强有力的行政领导能力，还要有非常好的个人魅力，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的科学家并不多。”
为了培养出这样的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大科研管理部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创造条件，让其顺利成长。在不久前召开的校长办公会上，大家讨论了如何保证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考虑给其行政权力，对人对物的支配权。除了行政权，在其组成团队时给予选择权，让其在团队里有绝对的管理权力。还有就是树立学术权威，通过学术委员会帮他们，支撑其工作，形成比较高的学术权威。
在中国科大，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战略岗”，先后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43位青年就在其中。学校对他们不进行简单的日常考核，而只进行宏观考核，让其放开手脚大胆提出问题，引导其做战略科学家。在这些战略科学家预备队中，其学术能力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在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水准。
在去中国科大采访前，记者手头有一份“十五”期间全国科研机构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批准率的排名，中国科大的面上项目批准率接近30%，在全国高校排名第8；今年则达到36%。王东进副校长认为不宜过分看重这个指标，“科学基金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给了所有年轻人一个平等、公平的项目申报渠道，如果过分强调批准率，先内部审掉一些项目，以降低分母的方式提高批准率，无疑是摧残了年轻人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中国科大每年都花很多精力鼓励年轻学者尽力申请，学校不但不作任何限制，反而连项目申报费用都全额报销，还不能不说是全方位地支持。
